最近,在大洋彼岸的美國,兩條關于紙媒的新聞交相呼應,折射出這一守舊行當的兩個極端面相:其一,今年普利策獎名單中,傳統紙媒(更準確地說是報紙)包攬了絕大部分獎項;其二,美國職業資訊網站CareerCast發布了今年美國最差和最好的工作榜單(根據環境,收入,前景與壓力四項工作指標),報紙記者連續兩年被評為美國最差的工作,排在第二名的是伐木工。新聞學者邁耶在《正在消失的紙媒:在信息時代拯救記者》一書中,煞有介事地為紙媒定下了確切的死亡日期——“2044年傳統紙媒將走向消亡,確切地說,是2044年10月,最后一位日報讀者將結賬走人。”——如今看來,這個deadline浮現出一絲迂腐,哪里用的了那么久,你得承認,盡管不易博得專業評委的厚愛,但就信息品質而言,所謂新媒體也早已度過初登舞臺時的草莽階段。今天不妨談談傳統紙媒的困境與出路——在中國“新媒體標王”誕生之時,談論這個話題倒顯得格外應景。從最實際的角度,無論美國還是中國,傳統紙媒記者收入并不誘人,收入中位數通常低于白領階層——這也意味著,在基于自由意愿的市場環境中,若你相信成本與代價更能解釋個人選擇的真相,那么,這盞長久以來照耀在媒體行業的聚光燈其燈源一定來自別處,比如被賦予的榮光。我個人覺得,在某種更接近本質的意義上,媒體可被視為人類“八卦”本能的放大器,是當人類擴充協作體系之后用來識別“異己者”的專業機構,這些認證和識別機構理所應當被賦予“第四權”的美譽,而這也正是所謂“新聞理想”的原始模樣。而在信息高度不對稱的時代,這種很難量化的搖擺輿論的權力確實很大,甚至如段永朝老師所言:“傳統媒介的存在形態、組織模式、運轉方式,以及在事關意識形態時的論辯姿態,無一不顯示出對‘確定性世界’居高臨下操控與建構的圖謀,而這一圖謀恰恰顯示出,現代媒介是商業社會權勢集團、資本主義政黨政治合謀的最佳伙伴。用哈貝馬斯的話說,資本主義公共空間的衰落,實質是媒介和大眾批判意識的喪失。”但無需贅言,互聯網時代,當信息充分流通,每個人都是內容生產者,整個社會自下而上地識別與辨認,從而稀釋了媒體機構權力的濃度——曾被賦予專業人群的權力瓦解于個人細碎的聲音中,它們有的弱如蚊叮,有的聲如洪鐘,這個時候,再用“情懷”甚至道德裝扮這個行業,就顯得非常可疑。事實上,至少在我看來,通常而言,要求某一特定行業“道德水準”高于其他行業本身即是極其不道德的。某種意義上,這種高要求和“產權邊界”有關。看到知乎上的一個觀點:產權不明晰的地方往往呼喚道德。譬如在公有道路上開車,謙讓成為道德;在沒有明確產權的公交座位,讓座成為道德。“公眾屬性”濃重的媒體行業亦如此,這也成為“強迫”其道德水準高人一籌的理由。但就像經濟學專欄作家酸湯魚所言:“一個職業群體在一個開放的商業社會中很難具有道德的‘有界性’——也就是從事這個行業的人比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高很多或者低很多——這是因為人力資源的自由流動造成的,比如,一個人被社會要求具有和其經濟利益不對稱的道德付出,那么這個人就會想到離開這個職業。這種職業的‘有界性’可能只存在于黑社會成員中,因為這個行業就像佛家所說的無間道,進去了就出不來。”那么問題來了:傳統紙媒的出路在哪?一個可以肯定的回答是:在“一切皆媒體”的模糊邊緣化之下,從生產到分配,傳統媒體將不再是一條獨立產業鏈,而會溶解在其他產業之中,成為價值鏈的一環。媒體所要爭取的,即是爭取成為主導的那一環。譬如與進入資本時代的影視行業嫁接。舉個例子,不久之前,出自《時尚先生》旗下Esquire實驗室的特稿《太平洋大逃殺》被樂視買下了改編權,毫無疑問,這篇被刷屏的文章框架本身即與劇本頗為相近,從而讓一篇一萬字左右的報道收獲百萬級收入,成為媒體組織向“內容服務商”演變的一個好案例。當然你可能會問,那些嚴肅的深度調查報道是否將日漸式微?確實,在過去單一鏈條的媒體業,動輒一個多月生產周期的調查報道要擔負巨大成本,但在我看來,當媒體獲得商業資本注入之后,你完全有理由相信媒體之間的互相制衡內嵌在商業競爭之中,從未不必為這種監督冠以情懷之名。我覺得這樣其實也不錯。哦,最后想說,就好比我們懷疑的是婚姻而不是愛情,傳統媒體的衰落并非從業者本身的失敗,若你是這個行業的年輕人,以獨立匠人之心磨煉手藝永遠是正確的,不要像那些慵懶的前輩們一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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